站在東西方文化交界處的俗女養成記



如果要用一個人來說明我想成為什麼樣的書寫者,那大概就是張愛玲。

不是她的才華(那我永遠追不上),而是她的位置—站在東西方文化的交界處,用中文寫出西方小說的冷靜結構,把上海弄堂裡的人情世故寫成現代主義的蒼涼。她不屬於純粹的東方,也不屬於純粹的西方,而是在兩者的縫隙裡,找到了只有她能站立的位置。

這篇文章,算是我的俗女養成記—一個從小讀宋詞的女孩,如何一路向西走,最後在東西方文化的交界處,找到自己的書寫座標。

從紅樓夢開始的東方底蘊


小時候的我,沉浸在中文的世界裡。寫作文、寫詩,把《宋詞三百首》、《古文觀止》和《紅樓夢》當枕邊書。特別是《紅樓夢》,一讀再讀,每次都能看到不同的層次—那些細膩的人情世故、那些藏在詩詞裡的心事、那個繁華而脆弱的大觀園。

那是我最初理解「文化」這件事的方式。曾經我以為,這輩子就是要念中文系了,尤其大學聯考我中文考了接近滿分。


左右腦的妥協:為什麼選了英文系


但後來,我選了英文系。不是放棄中文,而是一種左右腦的妥協。我發現自己不只想沉浸在古典美學裡,也想理解世界是如何運作的—而英文,是一把更好用的鑰匙。它打開的不只是另一種語言,而是另一套思維系統。

大學時當上學校報紙社團的社長,有次帶著社團去看張愛玲展。站在那些老照片和手稿前,我突然明白:她的厲害,就在於她同時擁有兩套語言、兩種文化,然後在兩者之間找到了獨特的聲音。

在美國念心理諮商:最劇烈的文化震撼


後來,我決定更徹底地向西方走去—去美國念心理諮商。

那是我人生中文化衝擊最大的一段時光。整個心理諮商的框架,從頭到尾都是西方個人主義的產物。課堂上教的是「表達自我」、「設立界線」、「追求個人成長」,但這些概念拿回東方文化裡,根本水土不服。

我記得有次課堂討論,美國同學說:「如果父母讓你不開心,你就該直接告訴他們,甚至可以選擇保持距離。」我聽了整個人都傻了。在我從小受的教育裡,孝順是天經地義的,怎麼可能因為「不開心」就和父母保持距離?但在他們看來,這才是「健康的關係」。

那段時間我也愛上了美劇。《慾望師奶》、《廣告狂人》、《繼承之戰》,一部接一部看。美劇裡的人際關係好直接,想說什麼就說什麼,衝突來了就正面對決。這和我在《紅樓夢》裡學到的那套「凡事留三分」、「話到嘴邊留半句」的朦朧美完全相反。

在那裡,我真正理解了文化差異不只是表面,而是深入骨髓的價值觀衝突。西方信仰「disruption」,覺得顛覆是好事;但在重視和諧的東方社會,創新往往要包裝成「改善」而非「顛覆」。西方追求效率,事情談完了就可以走人;東方在意的是關係,事情談完了還要再聊聊天、吃個飯。

定居荷蘭:在歐洲找到沉澱的空間


後來,我選擇定居在荷蘭。當你每天走在阿姆斯特丹的運河邊,看著那些十七世紀的建築,想到林布蘭在這裡畫畫、斯賓諾莎在這裡思考,突然覺得自己踩在一個巨大的文明積累上。

歐洲的文化底蘊,是幾百年慢慢累積下來的人文傳統、哲學思辨、對藝術和生活的講究。在這裡,人們會為了一個觀點激烈辯論,但不會因此傷感情;會直接表達不同意,但不會覺得這是冒犯。這和我從小在《紅樓夢》裡學到的那套人情世故,雖然還是兩個世界,但至少有了對話的空間。

在媒體十多年,翻譯文化的碰撞


美國碩士唸完回台灣後進入媒體,一待就是十多年。最初以為自己會成為評論世界大事的那種寫作者,但真正讓我著迷的,是那些更貼近生活的切面—教育、文化、網路。因為這些看似「小」的議題,恰恰是東西方文化在數位時代碰撞最激烈的地方。

那些年接觸了很多不同圈層的人,我漸漸發現,自己最想做的,不是站在某一個圈層裡發聲,而是在這些圈層之間移動、翻譯、連結。《連線》雜誌創辦人凱文·凱利說過:「在一個豐饒的世界裡,唯一變得稀缺的,是人類的注意力。」而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,真正稀缺的不是內容,而是能夠穿透噪音、說出洞見的聲音。

你想想看,社群媒體本來是西方個人主義的產物,但在東方卻演變出集體取暖、維繫人情的工具。Instagram強調「做你自己」,但台灣年輕人用它來展演「理想的自己」,背後仍是在意他人眼光的集體文化。這些問題,沒有標準答案,但值得一寫再寫。

從紅樓夢到荷蘭運河:我的書寫位置


那個把《紅樓夢》當枕邊書的女孩沒有消失。她只是發現,大觀園的人情世故和社群媒體的動態牆,林黛玉的敏感多疑和現代人的社交焦慮—本質上,都指向同樣的命題:在集體與個人之間、在傳統與現代之間、在東方與西方之間,我們如何定義自己?

現在我定居荷蘭,每天在東西方文化的對照中生活。我不屬於純粹的東方,也不屬於純粹的西方,但這種「不屬於」反而成了我最大的資產—因為我能看懂兩邊的語言,能翻譯兩種文化,能在兩者的縫隙裡,找到只有我能站立的位置。

我寫教育、文化、網路,因為那是東西方價值觀碰撞、身份認同焦慮、新舊世代交替最劇烈的場域。我在不同圈層之間移動,把複雜的轉變翻譯成可以理解的故事,把東方的感性和西方的理性編織在一起。

這就是我,一個站在東西方文化交界處的俗女。從《紅樓夢》到荷蘭運河,從台北到阿姆斯特丹。我繼續在這個交界處書寫,因為這裡的風景,只有站在這裡的人才看得見。

很高興在這裡與你相遇。